今天的大陆新儒家，至少是其中的多数人，或多或少地倾向这样一种思潮，即：儒家原教旨主义。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鲁迅先生的说法：“帮忙与帮闲” ，实则是帮凶。 ——浙江大学2015年5月20日讲座

我这次来浙江大学，属于“顺访”，因为我是到杭州来开两个会，[1] 前一个会议结束了，后一个还没到，中间隔几天，我就不往返折腾了，就在杭州呆几天吧。董老师是我的老朋友了。[2] 今天我来跟大家座谈座谈，不算演讲，只是一个座谈。大家交流一下，我很高兴，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来浙大交流过。座谈嘛，只是漫谈的形式，我先讲一讲有关“自由主义儒家何以可能”这一话题的一些想法，然后我们可以互动一下，就有关问题做一些商讨。

一

我为什么确定这样一个话题呢?是因为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会议，[3] 我在会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最近这些年，我越来越多地听到这样一种说法，说：“黄玉顺是一个自由主义儒家。”当时我在那个会议上作了一番解释。

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，前不久，台湾的李明辉教授对中国的大陆新儒家进行了批评，引起了很多反响。[4] 有朋友也向我约了稿，但我的那篇文章还没有发出来。他们跟我约稿，说：你也来谈一谈，你怎么回应李明辉吧?李明辉的学术背景，大致来讲，他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，这是第一个特点。而且在牟宗三的弟子当中，他和林安梧很不同，林安梧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老师牟宗三先生有批评，想要超越，提出“后新儒学”什么的，而在牟门弟子当中，李明辉是属于护教的，这是第二个特点。我写那篇约稿文章的时候就说了：李明辉的东西，我以前从来没读过，但他这次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，我是比较赞同的。赞同什么呢?李明辉对于牟宗三先生的护教，我是不太感兴趣的;我比较赞同的，是李明辉在形下学的层面上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，我觉得是可取的。可取之处就在于——我最近连续发表的一些文章也谈了这种看法：虽然我自己也是大陆新儒家的一员，但是我跟他们很不同，大陆新儒家有一些非常危险的倾向，需要进行反省和批判。仅仅在形下学、政治哲学的层面上，李明辉的立场我是比较赞同的。恐怕向我约稿的人没想到我会这样来谈这个问题，他们可能本来是希望我把李明辉批一通。但他们可能很失望，我没批他。但这仅仅是在形下学的层面上讲的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最近这几年，越来越多的儒家内部的朋友说，我在今天的大陆新儒家里面是比较另类的。这是因为：今天的大陆新儒家，至少是其中的多数人，或多或少地倾向这样一种思潮，即：儒家原教旨主义。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鲁迅先生的说法：“帮忙与帮闲”[5]，实则是帮凶。我认为，当今的大陆新儒家，至少是其主流，就是“帮忙与帮闲”这样一种状态。我对此是极其不满的，所以我对他们有一些批评。我自己呢，大家认为我跟他们很不同，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说这件事，给我贴上一个标签“自由主义儒家”，也就是说，是大陆新儒家中比较另类的，是捍卫自由主义立场的。我当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，申明这个标签我是否能够接受，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接受。

近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做一个工作，就是对从古至今的整个儒学进行重新诠释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生活儒学”[6]，我把这看作儒学的现代理论形态的建构。我当时在那个会议上解释说，我所建构的“生活儒学”，涉及三大观念层级。就儒学本身来讲，它不仅是政治哲学层面上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系统。按我的划分，人类所有的思想观念，都可以分为三大观念层级;我们现在讨论的“自由主义”，只是其中的形下学层级的问题。但是儒学还有形上的层级;而且按照我的生活儒学的观念来讲，还有一个更加本源的层级。这是一种我自己非常重视的维度，就是对整个人类轴心期以来的基本观念模式的突破。这两千年来，古今中外的哲学(包括西方的哲学)有一个基本模式，就是“形上-形下”的架构。我们以一种形上学的建构，来为形下学的知识论、伦理学或政治哲学奠基，这是基本的观念架构。而生活儒学是要超越这一架构,提出一种更加本源的思想视域，于是就形成三个层级的观念架构。自由主义儒家或者儒家自由主义，仅仅属于这三大层级中的一个层级，也就是形下学这个层级;而且它还不是形下学层级的全部。一般来讲，形下学可以分为两大块：一块是关乎自然界的问题的，也就是知识论;另外一块则是关乎人类社会、人际关系、人伦问题的，就是广义的伦理学，我们现在谈论的自由主义就是属于这一块的问题，也就是生活儒学三大层级当中的形下学之中的一个方面而已。这就是刚刚董老师介绍到的、我最近这几年来在做的一个基本工作，就是“中国正义论”的建构。[7] 所谓中国正义论的建构，就是对儒家的形下学当中的伦理学这一块进行一种重建。这种重建，在中国正义论中也有一个独特的角度，就是关心人类群体生存的秩序建构，简单来讲，就是“制度伦理”问题。制度伦理问题也是这些年来的学界——包括西哲界、世界政治学界——很重要的新兴领域，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。所以，我也对我最近这几年建构的“中国正义论”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命名，即“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”。

中国正义论或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，并不是直接面对当下的中国走向现代化或者走向现代性的问题，而是重新阐释儒学在形下层级上的一套原理，这套原理意在解释古今中外所有的群体生存秩序建构的问题，也就是形下的制度伦理问题。所以，它并不仅仅是现代政治哲学。实际上，最近两年别人之所以给我贴上标签，说我是“自由主义儒家”，是因为从去年开始，我进一步演绎，把“中国正义论”这个适用于古今中外的建构，应用于当下的中国，也就是正在发生现代性转型的中国，讨论其制度建构问题，这个时候才涉及到了所谓“自由主义”问题。所以，回应大家给我贴的这么一个标签，我会说：“如果仅仅在儒学的制度伦理学层面、而且是面对现代性问题的时候，你叫我‘自由主义儒家’，我是承认的，但也仅此而已。”这是我首先要做的一个背景性的交代。

二

“自由主义”这个概念，是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，是一个形下学的概念。我不知道你们平时读书、研究学问是不是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这种状态。儒学本身是一门入世的学问，它是一种积极关注现实问题的学问。反正我自己做学问就是这样做的，哪怕你看我的文章写得很抽象、很学术化、很玄，但其实我脑子里的问题都是现实的问题。这就是孔子讲的“为己之学”，是切己的事情。对于我们中国来讲，现在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。从近代以来，中国人就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，就是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问题，一般把它概括为“中国问题”。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悬而未决的。最近这两天，我看到一些朋友发的消息，谈的问题是：中国当年加入WTO时，鉴于中国情况比较特殊，世贸组织给你中国15年的缓冲期;这个缓冲期7月份就到期了，这可能会对中国现有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，而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。这种冲击就是说，世贸组织所制定的那一套游戏规则，是基于西方现代性的秩序安排的，中国加入其中，是有一系列的承诺的，这些承诺原来说是缓冲一下，现在要到期了，中国就应该履行这些承诺。这些承诺不得了啊，可能会影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日常生活，这还是小事;可能还会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、政治的问题，这是很大的问题。这是什么问题呢?就是说，整个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的，中国未来到底会向哪个方向走，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。整个的现代性的制度安排，这一形下学的问题，它在学理层面上的系统表达，就是自由主义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中国，不仅仅是儒学界，也不仅仅是哲学界、学术界、思想界，整个中国都面临着如何面对自由主义理念的问题，这密切关系到我们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。

http://news.iqilu.com/kongzi/20150703/2471541.shtml